十一月二十五日,晨雾锁江。
陈醒起得很早。窗外天色灰蒙蒙的,黄浦江方向传来沉闷的汽笛声,一声,又一声,像是巨兽在浓雾中喘息。他洗漱完毕,换上深灰色棉袍,外罩黑色呢子大衣,头戴一顶礼帽——这是上海商人常见的秋冬装扮,不扎眼,也便于活动。
七点半,他在旅馆楼下小馆吃了碗热馄饨,然后走到街角公用电话亭,拨通了钱伯安昨天留下的号码。
接电话的是个年轻伙计,听明来意后,话筒里传来钱伯安爽快的声音:“陈经理!这么早?好好,我就在公司,您首接过来,我陪您去码头转转!”
通运公司在靠近老城厢的民国路上,一幢三开间的石库门房子。门楣上黑底金字的招牌己经有些褪色,两扇厚重的黑漆木门敞开着,能看见里面忙碌的伙计和堆积的货单。陈醒到的时候,钱伯安正站在天井里对一个穿短打的汉子交代什么,见他进来,连忙迎上。
“陈经理真准时!”钱伯安今天换了身藏蓝夹袍,精神比昨晚酒会上好了许多,“吃过早饭了?要不先喝杯茶?”
“用过了。不耽误钱先生正事,我们首接去码头吧。”陈醒微笑。
“好好,这就走。”
两人叫了两辆黄包车,钱伯安在前引路。车子穿过尚在苏醒的街巷,越往江边,景象便越是杂乱喧嚣。路边的早点摊冒着腾腾热气,苦力们蹲在墙角捧着粗碗喝粥,报童尖利的叫卖声刺破晨雾:“看报看报!日军占领岳阳!看报看报!”
十六铺码头出现在视野里时,陈醒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上海作为港口的庞杂与混乱。
码头沿岸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:飘扬太阳旗的日本军舰和运输船、挂着英美法旗帜的外国商轮、还有数不清的中国帆船和驳船。起重机的铁臂在雾中缓慢摆动,像怪物的肢节。岸上,货物堆积如山——棉纱包、木箱、麻袋、生铁锭,在潮湿的空气里散发出一股混合了霉味、机油和鱼腥的复杂气味。
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穿梭其间的人流。穿号衣的码头工人扛着沉重的货包,脊背弯成弓形;穿西装的洋行职员拿着单据大声指挥;日本海军士兵三人一组在关键位置巡逻,刺刀在晨光中闪着冷光;青帮打扮的汉子抱着手臂站在仓库门口,目光警惕;还有乞丐、小偷、、小贩……形形色色的面孔在这片泥泞与汗水的土地上汇成一道浑浊的河流。
钱伯安付了车钱,带着陈醒走进码头区。他显然对这里极熟,不时与扛包的工人、看仓的管事点头招呼。
“陈经理请看,”钱伯安指着一处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区域,那里有几个日本兵把守,旁边立着木牌,日文中文写着“大日本帝国海军第三稽查队”,“那就是扣我们木材的地方。说是稽查,其实就是卡油。手续再全,他们总能挑出毛病——包装不规范,单据有涂改,甚至说货单上的印章颜色浅了。一次打点,少则五十大洋,多则几百。”
陈醒顺着他的手指望去。稽查点里搭着简易木板房,门口有张桌子,一个日本军官模样的男人正坐着喝茶,几个中国商人模样的男子点头哈腰地站在桌前说着什么。远处,一队工人正从一艘日本货轮上卸下印有“三井物产”字样的木箱,日本兵在旁边监工。
“那边呢?”陈醒指向另一片仓库区,那里的建筑更老旧,门口聚集着更多青帮打扮的人,有人甚至在明目张胆地抽鸦片。
“那是洪义堂的地盘。”钱伯安压低声音,“主要做国内漕运和一部分走私货。日本人也睁只眼闭只眼,只要孝敬到位。”
两人沿着码头边缘慢慢走。陈醒看似随意,实则目光如扫描般掠过每一个细节:日军巡逻队的交接时间、稽查点换岗规律、仓库区的人员构成、苦力们休息聚集的地点、乃至哪条小巷可以快速撤离。
经过一处堆满生锈机械的货场时,钱伯安突然扯了扯陈醒的衣袖,示意他看远处一艘正在卸货的英国货轮。几个穿黑色中山装、戴呢帽的男人站在舷梯旁,与英国大副交谈。他们站姿笔挺,神情冷峻,与周遭的杂乱格格不入。
“那些是……?”陈醒问。
“巡捕房的便衣,法租界的。”钱伯安声音更低,“也可能是政治处的。英国船他们管得着,不过一般也就查查有没有违禁出版物,走个过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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